二年前，某报曾进行读者调查，杂文被读者列为“最不喜欢”的文体。理由我已忘记了。
杂文之所以不好看，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杂文家的学养不足也是一条重要的因素。
从1937年到1977年，中国先是外患内战频仍，继以政治运动不断。几代人都无法专心向学。现在活跃在杂文界的六七十岁的杂文家恐怕只有极少数能有幸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一位杂文家曾对钱钟书的同班同学常风先生说：我们的出名是以你们的沉默为前提的。这绝不是故作谦虚，而是有自知之明。有的杂文家不了解自己的底细，到处乱讲胡说，自以为名闻天下，却不料贻笑大方。谓予不信，仅举一例。
南国某人为文悼念钱钟书，借机批评钱学家。在引用了钱先生给他的一封信后写道：“钱老复函这样的写法，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以钱老的年高德劭，却自称为‘弟’，而以‘兄’字称我这个区区无名的晚辈小卒；……”认虚为实，自作多情。称兄道弟，本书札中所惯为，收信人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晚辈，甚至是女流。如鲁迅给小他十七岁的许广平写信，称呼有些就是“广平兄”。如果处处坐实，岂不是鲁迅不但不知长幼，而且不辨男女？即便在引用的信中，钱老还提到了“展兄”。这里的“展兄”指舒展，比钱老小二十一岁。就在同一篇文章中，该杂文家提到“舒展兄”和“易征兄”分别为二次和三次，而舒展和易征都比此人小。自己称别人为“兄”知道是虚文，别人称自己为“兄”不懂非实意，可谓举五不知反六，不可教也。这岂不是前后矛盾、进退失据。钱老的客套信统共没几个字，至于的吗，“惊奇”、“感动”、“深受教益”、“感奋”、“做梦也想不到”，白发老翁偏要像黄毛丫头一样惺惺作态，只差没喊出“Yeah，哇噻！”。
“‘渠侬’并用，不知何义？水平如此，真是不足与言也！”无畏往往是无知的结果，无知常常是无畏的理由。自己不知“渠侬”何义，却指责别人不足与言，真是令人笑掉大牙。稿件寄出之前，何不查一查《辞海》缩印本1308页，《辞源》1840－1页，《汉语大辞典》第五册1361页，以弄清“渠侬”究竟是何义，再去为别人的水平下结论。兴冲冲地把同一篇文章在内地和香港的四家报刊上发表了四次，最后该文又被一本纪念文集收入，致使天下无人不识君，结果却是窝窝头翻跟头——有多大眼现多大眼。
“我虽然读过他（钱钟书——笔者注）的一部分著作，但是说实话，有不少并没读懂……我是没有资格来谈‘钱学’的……”这是该杂文家的实话实说。就以上述的“渠侬”为例，在钱老《管锥编》1030页，1354页，1392页，就都用过“渠侬”二字。你总不能因钱老用过“渠侬”而指责钱老“水平如此，不足与言”吧？没有资格谈“钱学”而偏要谈，那只能是胡谈乱谈。钱老的书都没读完，却硬要来教训钱学家，那只会显示自己的蛮气和霸气，重演外行领导内行的笑剧和闹剧。
弗洛伊德在爱因斯坦五十岁生日时发去贺信，称他是“幸运的人”。爱因斯坦请他做出解释。弗洛伊德说，不懂物理学的人，谁也不敢对爱因斯坦的工作提出批评。而人人都对弗洛伊德的工作说三道四，不管他们懂不懂心理学。没有人规定小学未毕业、大学没读完的人就不能写杂文，就不能当杂文家。但你总得在自己了解的范围里说话。有的杂文家偏偏爱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指手划脚，轻启战事，劳师袭远，越境作战，仿佛自己掌握着B－2型轰炸机，稳操胜算，实际上两手攥空拳，只能是出乖露丑，丢人现眼。
鲁迅曾说过，专门家多悖，博学家多浅。有的杂文家既有专门家的“悖”，也有博学家的“浅”，可恰恰缺少专门家的深度和博学家的广度，他们的文章也就谈不上“强打度”（李敖语）。倘若杂文界充斥了这样的杂文家的这般的杂文，杂文怎么会好看？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读了这样的东西有什么益处？鲁迅的德、识、才就不用说了。单是鲁迅的“学”现在有几位杂文家能达到？所以说，鲁迅之前，没有鲁迅；鲁迅之后，更无鲁迅。
一位朋友说：学者应多写杂文，杂文家要少谈学问。信哉斯言。倘能如此，杂文也许会好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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